做律師這麼多年，在惡性的刑事案件中，什麼樣的當事人我都見過。
有因為鄰居擾民而殺人的中年男子，有連環作案後還要去西餐廳喝紅酒的建築工人。
為他們辯護時，雖然內心有糾結，我還是公事公辦，拿出律師的專業精神，來抵消道德上的個人偏見。
真正有一次，讓我感受到道德選擇與職業選擇兩者衝突的，是一個非常普通的當事人。
她是個 76 歲的老太太，請律師來，最大的心愿是離婚。
她最終教會了我：我的第一身份是人，第二身份才是律師。
2018 年 12 月 21 號，一個大二女生找到我，讓我代理一起離婚案。
她手裡拿着一張皺巴巴的作文本紙，像是保存了很久，上面寫着我的電話號碼。
當事人是她的奶奶，今年 76 歲，想和爺爺離婚。
在我的律師從業經歷中，哪怕是大二女生說自己太早嫁人，過不下去要離婚，都比給老太太離婚要現實。
離婚案件比較簡單，怕的是遇上當事人搖擺不定，律師衝鋒陷陣，他們首鼠兩端，一旦庭下和好，還會聯合起來讓律師退錢。
尤其這種上了年紀的老太太，孫女都成年了，說要離婚，沒人當真。
我不可能耗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，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。
但眼前女生再三強調她是認真的，有些事情對我來說，比活下去還重要。
為了打消她的念頭，我直接跟她談錢，說一個離婚案件我們一般收兩萬塊。
看她是學生，打個折，也不低於一萬五，因為她所在的村子距離我這裡很